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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宗頤教授題簽(2013年11月) |
周勛初教授序
中國古代文體論的研究，已成學術界的熱點。不論國內國外、境內境外，都有許多專家投入。這是因為文體研究之於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抑或古代文學思想研究，用《文心雕龍》中的一種用語來說，具有樞紐意義。羅根澤先生於上一世紀三十年代編撰《中國文學批評史》，首先設置“文體類”專章，得到朱自清先生的高度評價，云是“我們能以看出那種種文體論正是作品的批評，不是個別的，而是綜合的，這些理論指示人們如何創作，如何鑒賞各體文字。這不但見出人們如何開始了文學的自覺，並見出六朝時那新的‘淨化’的文學概念如何形成。”於此可覘文體論在中國古典文學發展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義。
六朝時期的文學理論，自當推舉《文心雕龍》為空前巨著，此書首列《原道》、《徵聖》、《宗經》等文，而在《宗經》篇的儒家五經之下，分列從出的各種文體。與此相似，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文章》篇中也有類同的陳述，以為後世一切文體均出《五經》。六朝學人的這種共識何以形成，值得深思。其時上距先秦不遠，文獻足徵。六朝學人沉浸於玄思，本不以孔門之說自囿，這時卻異口同聲歸宗於儒術，如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可知此說自有其道理。中國學術起於先秦。周代早期，仍然學在官府，時至春秋，王室衰落，私家講學方有可能。孔子整理過《五經》，又開私人講學之先河，自是學術開始廣泛地擴散，繁衍分佈於社會各個階層。時至戰國，天下分崩，各家各派蜂起，文字的表達益趨多樣，於是文體的各種形態紛紛呈現。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教》上說：“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實為有得之見。讀者依次順流而下，窮搜深考，自可掌握要領，探得各種文體之真義。因此，我總希望有那麽一種學者加入。他們應懂得經學，懂得子學，也能深入六朝時期的玄學與佛學。這樣一一探本溯源，才有可能得其奧義，取得他人難以企及的成績。
舉目海內，可以認為鄧國光先生是具備這些條件的一位傑出學者。他湛深經術，兼及子學，對於漢魏六朝時期的種種後起學術，無不兼通。早年即有論證緯書與神理等方面的著述行世。牛刀小試，即已享譽學林，如今又有《文章體統：中國文體學的正變與流別》大作問世，全面論述古代文體中的種種問題，自能獨闢蹊徑，獨具慧眼，嘉惠學林，有益後世。作為這一學術領域中的淺涉者，雖已衰疲冥頑，無力繼其遺緒，然仍願贅此數語，附驥尾以申述淺見。是為序。
2013年11月2日
楊明教授序
十多年過去了，鄧教授曾因勞累過度而罹疾，又擔任極其繁雜的行政事務，但他孜孜矻矻，一往情深，始終堅持在古代文學的領域裏辛勤耕耘，成果甚豐。如今他修訂
舊作，編成《文章體統：中國文體學的正變與流別》一書，即將面世，我得以先睹為快，亦欲有所評說，向讀者介紹推薦。然而其書深廣，上探先秦，下迄近世，狹
陋如我者，實難加以全面的論述，只能零碎地寫下一些讀後感而已。
鄧教授此書，所論者皆為我國古代文學批評與理論方面的重要問題。這方面的研究，當然首先要處理的也是資料的搜集整理問題。鄧教授於此甚為嚴謹。舉一個例子：摯虞的《文章流別集》，附有論述，後人或稱之為《文章流別論》。《流別集》久已亡佚，其論自亦散佚，僅散見於唐宋類書及《文選》李善注等所引。明清人所編總集如梅鼎祚《西晉文紀》、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嚴可均《全晉文》等均有輯錄。現代學者所編各種古代文論選，均迻錄自嚴氏《全晉文》。嚴氏“全文”為學術史上之名作，研究者信奉它，自不難理解。然而鄧教授則十分慎重，他將張氏、嚴氏所輯，一一就其出處加以覈對，發現頗有差舛。因為類書引書，多為片斷，且往往有所刪節，明人輯錄時，便加以增刪拼合，嚴可均亦仍其舊。那就離摯虞原貌益遠，實在是一種不夠嚴肅的做法。鄧教授乃重新加以輯錄，本書第九章《摯虞〈文章流別論〉研究及輯佚》交代了這一情況。這一返本清源的工作，在鄧教授之前，從未有人做過。筆者當年隨從王運熙先生撰寫《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時，承乏撰寫《摯虞》一節，即未能發覺嚴可均之誤。二十年後編撰《中國歷代文論選新編》的魏晉南北朝部份，才依據鄧教授的成果加以糾正。筆者在工作中發現，嚴氏拼合類書之例，還不止於《文章流別論》，因此使用其書，必須慎重。鄧教授的勞績，對於從事古籍整理工作而言，實在是很有啓發。
關於摯虞的《文章流別集》，鄧教授強調其選錄文章與評論相結合的做法具有文學批評的意義和價值，認為此種做法綿延至宋明時代的總集評點，形成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項特色，其作用遠勝於純理論的浮泛之說。本書序章《文學總集的性質及兩種形態的遞變》，說明所謂“總集”，在唐前原是指依照某種觀念加以選擇別裁而編成的專集，編者之意，重在批評而不在於蒐羅保存文獻。鄧教授的根據，主要是《隋書·經籍志》的那段話：“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别》。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覃奥而取則焉。今次其前後，并解釋評論，總於此篇。”正因為“解釋評論，總於此篇”，故專事批評而並不集錄作品的《文心雕龍》、《詩評》，也列入總集類。至宋代隨著詩話類著作劇增，乃於總集之外，別立“文史”一目以處之，《文心雕龍》之類乃入“文史”，清代纂修四庫全書，又易“文史”之名為“詩文評”。於是總集之原始意義“採擿孔翠，芟剪繁蕪”退居第二位，在人們印象中，“總集”的意義，首先是網羅眾家於一編，不論有無別裁，均列於總集類。竊以為若就“總集”一詞的“定義”而言，上述觀點容或可商；《隋志·總集類》著錄的那麼多集子是否都是經過別裁的，是否也有僅僅彙集諸家文章而不加汰擇的，似尚可研究。但若就關於“總集”的“觀念”而言，鄧教授以歷史發展的眼光，指出人們的總集觀念有一變化過程，那是確鑿無疑的。強調《隋志》所反映的總集觀念——編撰總集是爲了便於讀者揣摩文章，確是獨具隻眼。筆者以前習慣於以《文心雕龍》等為詩文評的觀念，對於《隋志》以之混同著錄於總集類，總覺得是分類不夠明晰的表現。得到鄧教授的啓發，才感到那是事理之必然。
研究古代文論，有一項工作十分重要，即對古人所用的語詞、概念須作出正確的解釋。要做到此點並不容易，因為古人常常並不對所用概念作解釋、下定義，而今人總是有意無意將今日才有的觀念注入古代。舉例來說，今人受現代文藝理論影響，見到文獻中的“象”字，便認為相當於今人所謂“形象”，是指物相而言。其實不然。本書第十一章指出：“‘象’是泛稱，其中有‘物’，但‘物’卻不足囊括‘象’。”又說：“‘事’便是象之一體，是為事象。”這是十分正確的。又如“情”和“志”二字，今日不少治古文論者，認為“言志”關乎政教，“緣情”乃是自由抒發，二者有對立的意義。也有人覺得不妥，遂從理智、情感之分立論，說“志”偏於理智，“情”偏於情感；“言志”與“緣情”二者是互相交融、補充的關係。總之認為“情”、“志”二者不是一回事。本書第十七章論孔穎達詩學，透過細密觀察，得出的結論是：“‘情、志一也’的看法，實孔穎達始終如一的主張。那麼‘詩言志’即是‘詩言情’，孔穎達於此絕不含糊。”這對於我們了解古人如何使用“情”、“志”二字，頗有助益。我們固不能說此二字在一切場合都是同義，但在表示“心之所存”這一意義上，二字實無區別；將“言志”、“緣情”作為兩種不同詩學主張的標目，並不恰當。
本書諸篇，多有新意，顯示出作者深入思考、不輕易接受現成結論的治學態度。例如論韓愈“古文”，強調韓文除了修辭明道的一面，還有浩唱悲吟、以文抒憤、“以文為戲”的一面，二者合觀，才是韓文的全體，才能深入了解韓愈的內心世界。針對有的論者視韓愈之“明道”為宋代理學先聲的觀點，本書從各個方面進行比較，指出二者各有蹊徑，不應混一。程朱理學從《中庸》出發，闡揚精微的心性之學，其主要傾向是向內的；而韓愈所謂道，取之《孟子》，以平治天下、建立事功為其歸宿，其主要傾向是向外的。這樣論述，便強調了韓愈“明道”的實踐意義，十分準確。又如關於文學史、批評史上的宋、明詩文派別的問題，一般的著作往往強調流派之間的差異以至鬥爭，評價之時也常是揚此抑彼。本書則認為不應簡單化地看問題。如第二十六章《〈宋史〉論宋文：宋代文章流變的考察》即指出宋初駢文姿態萬千，楊億之作尤為雄博，不可一筆抹殺，即使仁宗朝的古文領袖歐陽修也對楊億非常佩服。第三十一章《〈明史〉論明文（四）：李夢陽及明代文學復古的論定》認為明末清初一些論者將李夢陽的復古主張概括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并斥其窒礙，乃是一種暴力式的負向批評，今人往往以之為據，對李夢陽等的復古全盤否定，那是不公允的。第四十二章《茅坤〈史記鈔〉探要》認為：被冠以“唐宋派”之稱的茅坤，其對文章的取向，未與李、何相左，不能遽下其“反對復古派”的結論；過分強調“唐宋派”的門戶派性，亦根本違反事實；甚至“唐宋派”之目也還值得推敲。此類論述，並非刻意翻案，而是體現了作者反對簡單化、穿過歷史迷霧求索真相的治學精神。
鄧教授的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也給我們以啟示。從書中可以看到，作者研究古代文論，對於經部、史部的著作十分重視。第一部《文體溯源》論先秦文體、第三部《唐代文統》論孔穎達，幾乎都是取材於經部；而第四部《文章譜系》，則基本上以兩《唐書》、《宋史》、《明史》為論述對象。作者認為，在經部、史部著作中，有廣闊的文論研究之新境。再有，書中體現了作者重視具體的作家作品評論的態度。這從論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章就可以看得十分明顯。作者一一列舉、分析茅坤對八家作品的評論，然後加以概括、提升，從而對茅坤的“本色”論作出精當的論析。這種將對具體作家作品的批評與理論概括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就研究中國古代文論而言，實在是非常重要。而研究具體的作家作品批評，必然又要對那些作品有確切的了解，要有賞鑑和理解的能力。前輩學者都重視將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批評史、理論史研究相結合，本書在這方面也給我們以啓發。
以上只是一些零星的體會。最後還想著重指出，鄧教授的研究工作，體現了一種淑世的情懷。從書中可以看到，鄧教授對於儒家思想是非常尊重的。他說：
儒家精神“是歷代士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念所從出，由此而懷抱淑世的宏願以體現生存的無尚意義，華夏文化因之而顯示了生生不息的強韌生命力。”（第五章《前言》）鄧教授以此自勵，以華夏文化而自豪，以保持和發揚此種旺盛的文化生命力為自己的責無旁貸的天職。“三十年來研究古代文論，皆出自對中國文化的關懷。從一開始，便以學術道義自勉自勵，其中不曾有過任何外在功利考慮。”（《自序》）這是多麼感人、多麼令人敬重的文化擔當精神！在此物質主義風靡一世、令人們迷失方向的時代，我們聆聽鄧教授的心聲，不應該深長思之嗎？
謹寫下這些點滴的感想，推薦此書於讀者。
二零一三年秋，於滬上欣然齋
莫礪鋒教授序
今人和古人的著述有什麼不同？人們或許能從內容或水準等方面列舉出千百點相異之處。我則認為最重要的是兩者從事著述的態度南轅北轍。概而言之，古人對著書立說的態度是非常認真、非常嚴肅的，他們甚至將“立言”與“立德”、“立功”並列為人生不朽之事業。著書立說既然如此重要，豈可掉以輕心、率爾操觚？所以古人從事著述，莫不嘔心瀝血，躹躬盡瘁。司馬遷著《史記》，既是遵守父親的遺命，也是自覺繼承孔子著《春秋》的文化傳統，“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曹雪芹著《紅樓夢》，雖是小說家言，卻也“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在舉家食粥的窘境中發憤著書。我每次讀到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的“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或《紅樓夢》第一回中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等文字，眼前就會浮現出古人在熒熒燭光中伏案疾書的身影，他們筆下流淌出來的每一個字，都是“以血書者”。於是古人的著述往往有兩個特點，一是不圖名利，二是耗費數十載精力於一部書稿。前者如古代偽書甚多，偽書混淆真偽，固應受到譴責，然細究作偽者之用心，多出於珍愛其著述而望其流傳。其實像《孔子家語》及今本《列子》等書，即使實署王肅、張湛之名，仍然價值非淺，但作偽者寧願嫁名前賢而不惜汩沒己名，自重其著述之故也。後者如杜詩之注釋，多有畢生從事斯業者。宋人黃希注杜，至死未竟，其子黃鶴繼之，方成全帙。清人錢謙益與朱鶴齡二人注杜，先合後分，整個過程長達二十餘年，錢注在其身後三年方付梓，朱注也到六十五歲才刊行。仇兆鼇注杜，到六十七歲方成書，付梓後又不斷修訂達十年之久。反觀今人之著述態度，似乎事事相反。概而言之，今人對著述的態度是極不認真、極不嚴肅的，他們常常將著述視為沽名釣譽、獲取利益的工具。由於在當代大學或學術機構中盛行所謂的數量化管理，評審職稱只看著作、論文的數量，更有甚者乾脆按論文的篇數及所載刊物的級別賞予獎金，在虛名實利的雙重誘導下，學術造假層出不窮，學術泡沫氾濫成災。即使沒有剽竊蹈襲的惡行，也難免粗製濫造的陋習。於是我們再也看不到像古人那樣託名他人的偽書，常見的倒是在別人的著述上偷偷署上自己的名字。再也看不到十年磨一劍的沉潛之功，常見的倒是一年出版專著多部或發表論文數十篇的多產作者。如果將著述字數逾千萬者稱為著作等身，我敢斷言在最近三四十年間達此標準者遠多於此前的三千年文化史。然而此等著述，著述云乎哉？
我對當前學界的種種亂象早已司空見慣，為何又來發一通議論？起因便是鄧國光教授的新著《文章體統——中國文體學的正變與流別》即將出版，國光兄來書索序。認真拜讀書稿，我首先被作者自序中一段話深深打動：“書中章節最早草成于1985年夏，從先秦一路而下，順歷史流程研究，迤邐至近代的唐文治先生，已經是在2012年秋。三十年來研究古代文論，皆出自對中國文化的關懷。從一開始，便以學術道義自勉自勵，其中不曾有過任何外在功利考慮。每一篇都是原創研究，而且具一定的正面學術意義，可以為進一步的深化與開拓提供線索。大凡古今學人已經探討而且成熟的議題，皆不重複討論，避免蹈襲之嫌。本書所有論題都是在從學術自身開拓出來，並非製造課題或趕時髦而徇庸俗，處理完一本書的問題，得出一些具體的新看法，再推動後面另一本書的處理，一步一足印，所涵蓋的範圍是中國文學自身透現的進路，是有機的整體。略去任何中間環節，都會坍塌不成片段。以唐文治先生的古文批評為終章，乃水到渠成，曲終奏雅，賢聖相繼，所以顯示中國文化的靈魂。”一部三十萬字的書稿，撰寫過程竟長達二十七年，這種“十年磨一劍”的著述態度如今已如鳳毛麟角了。而作者對著書立說的自信心，對繼承文化傳統的使命感，在如今的著作中更是難得一見。古語云“修辭立其誠”，國光兄之著述，庶幾已進入這種境界。書稿中約有三分之二之章節，我曾在學術刊物或學術討論會上先睹為快。但如今重讀，仍然深受啟發，更不說那些首次刊佈的新觀點了。中國文體學之研究可稱歷史悠久，當代學界也視為重要研究領域，但以我所見，則陳陳相因者較多而獨具眼光者較少，各照隅隙者較夥而綜觀衢路者較鮮。我不敢說國光兄的新著已經達到總攬全局、獨得聖解的境界，但可以肯定它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踏實一步。我與國光兄是在大陸舉辦的學術討論上初次見面的，當時讀其論文，聽其議論，而服其思慮深沉且擇善固執。後來在香港、澳門數次重逢，遂得與其交遊，察其為人，而喜其誠篤良善且剛強木直。國光兄少時家貧失學，靠半工半讀方完成學業，終得執教上庠。我自己也有相似的人生經歷，故與國光兄結交時，唐人盧綸“少孤為客早，多難識君遲”之句忽然浮現心頭，雖知比擬不倫，但日後與國光兄重逢時仍不免想起此句。詩能感人，豈虛言哉！
我向來不願為人作序，但也曾數度破例。如今國光兄來書索序，我又要再次破例，倒不是礙於相交日久的情面，而是讀完書稿後確有感觸想要一吐為快。至於對書中的具體論述，則不著一辭，庶免“佛頭著糞”之譏。
是為序。
癸巳暮秋于南京城東美林東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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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體統》書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