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與傅璇琮教授共敘於北京人民大會堂 |
鄧國光:《中國文化原點新探:以〈三禮〉的祝爲中心的研究》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 |
自序
這是一部研究中國古代的祝的專著,目的為祝定位。
祝
是產生於中國古代社會的事神者,他們以文辭的運用構成中國古代獨有的祝法。祝法和巫術不同,祝法是祝之法,巫術是巫之術。祝、巫在中國是截然有別的。在古
代,主持祭祀活動的,是祝;掌握知識的,是祝;撰作書辭的,也是祝。立國封土,必先選祝。在《曲禮》,祝是『六大』之一,巫不在其中;在《周禮》,祝是大
夫,巫是士;在《王制》,祝是『執技事上』之首;《逸周書》有《殷祝》、《周祝》兩專篇;《儀禮》十七篇,引導儀式進行的,也是祝。凡此,都在說明祝在型
塑中國古代文明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
古代中國社會,巫的術,一直都不在祭祀活動中佔主導。巫的術集中於祈雨活動,在文化的成型過程裡不是主要的力量。就『三《禮》』所載的巫,地位均遠不如
祝。但是,現代的研究者,卻過份誇大和渲染巫的術。心目中的中國古代社會,是一片巫氛瀰漫。心目中的巫,是披髮狂號施咒的人物。薩滿的巫師被視為中國古代
巫者的翻版。於是使人以為中國古代是巫為主宰的社會,是巫的天下。最後,非把《詩經》、《楚辭》推入巫淵裡不可;這樣,日人所構的『巫系文學』的觀念主宰
了先秦韻文研究的領域,視屈原為巫師的,大不乏人。即使偶涉祝的問題,亦置於巫氛之下發揮敘說。在其他學科領域,像考古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
古文字學等,凡涉及三代社會的,莫不以巫為支配。此推波,彼助瀾,中國古代的文化給學術界塑造成巫的文化,轉相比傅,各騰心解,真是蔚然大觀了。可是,這
就離本彌甚,距真相愈來愈遠了。
觀
念的澄清和匡正,必須結合具體而精細的研究,舉確證,列事實。尤其對支配了學術界近一世紀的成見,釐正廓清,亦談何容易。本書實事求是,為祝定位,探明祝
在中國文化史上應佔的地位。祝在文化史上的功能,在於祝法。『三《禮》』對祝法有很詳細和具體的記述。我們可以『三《禮》』的記載為中心,輔以先秦文獻,
參覈其他學科諸如考古學、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材料,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宏觀祝法的意義;從經學和文字訓詁種種具體闡釋文獻的途徑,審視『三《禮》』祝法的
真實內容。因而,本書論述《周禮》、《儀禮》祝法的章節,便成為研究的核心,通過對《周禮》、《儀禮》祝法的探討,祝法的整體面貌亦得以呈現。透過祝法的
具體研究。才足以確立祝的地位,糾正過份誇大巫風的觀念。而中華文化發展的早期真貌,方得以復現於世。
為
祝定位,所以顯示中華文化崇尚文辭的根源。沒有一個文化系統比中華文化更尚文辭,這已經是文化學領域的常識。原因何在呢?文化學者祇能以周代人文精神的開
發來加以闡釋,不能再上推更早的時代,因為整個學術界都以先周文化為巫所主宰的巫術文化,契文的大量出土亦似乎給與強力的證據。於是,一切人文精神的啟韌
的闡釋,祇能夠以西周為原點,因為相傳周公制禮作樂,締造了以人文精神為主體的政體。孔子所謂三代損益,有承襲亦有創新。難道真的至周始脫胎換骨嗎?強調
巫風的學者的重要依據,是殷代契文。古史學者借助契文重塑巫的術。但是,除了華夏外,為甚麼其他早期社會階段的文化,沒有藉用文字來占筮呢?這大批占筮文
辭的出土,暗示了甚麼文化性質呢?何以在所謂『人文精神發皇』的周代,還沿用殷人的辭筮呢?殷、周均用辭筮,何以說周文化比殷文化更具人性呢?如果還是以
神巫來作解釋的基礎,不管如何自圓其說,也難自拔於自相矛盾的險境。文辭的運用是殷卜的特色,若把殷卜也說是『巫術』,這十多萬片的骨甲卜辭,又怎會是
『以舞事神』的巫所能承擔的呢!現在研究古巫的學者,輒以薩滿巫師比傅。然而,那些被想象為裝扮奇特、披髮狂舞、呼叫咒罵的巫者,能夠締造一種以文辭為尚
的文化環境嗎?
但
祇要了解到先周的社會,主宰的人物不是『以舞事神』的巫,而是『祭主贊辭』的祝,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了。瀰漫於三代社會的,不是『巫的術』,而是『祝的
法』,一種普遍運用語言文字溝通人神、祐福禳凶之法。祝法普遍存在,語言文字的運用便更廣泛和深入。要不是視語言文字為神聖,足以溝通人神的觀念的存在,
大批先周卜筮文辭的出土,便成為不可思議的事。祝之法比起巫之術更能締造這種重視文辭的氛圍。語言文字的廣泛使用,帶動了思維活動的發展。隨之而來的,是
民智的開發。結果是理性思維得以衍孕,對世界(客觀環境)的認識開始明晳和
具體。而且明確認識到人行為本身所帶動的因果。於是,人的經驗,尤其是先人累積下來的生活經驗,較之神示更為有效,歷史意識亦隨之發皇。民智開發後的連串
反應,衝擊著以神示為重的觀念,蘊釀起殷周人文精神的發展力量;而與神示相關的祝法開始受到理性的懷疑,最後終被自身所帶出的新氛圍完全吞沒。可以說,祝
法在自身的辯證發展中完成歷史的使命。
然
而,文化的發展原動力和發展因素,絕不是單一的,不能過份誇大祝的作用,亦絕不能否定巫的功勞。祇是,在『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的三代社會裡,祝在祀方面
的地位,比巫高;貢獻,較巫多。在中國文化的型塑過程中,祝所擔任的角色遠比巫重要。本書以這角度為祝定位,希望當今研究先秦文化的種種學科領域,重新檢
討過份重巫的觀念;作為原點式的探索,應注視祝的問題。
這
部作品從新的角度審視中國文化的成型,書題便稱為『中國文化原點新探』。『新』,不是『標新立異』的『新』。關於祝的問題一直沒有甚麼專門學術論著深入討
論,王恒餘有《說祝》一文,載《史語所集刊》第三十二本,但祇是字義的釋讀,不涉及禮的祝官、祝法等重要問題。至於祝辭方面,除了《文心雕龍.祝盟》外,
也再沒有深究的專文。在沒有依傍的情況下疏理這文化史上的懸案,困難程度可想而知。如果這部論著能夠得到關心中國文化的朋友些微注意,重新評估祝的價值,
便是作者辛勤付出的最大回報了。
多年來枯燈獨坐,在極迍邅的境遇下完成這項研究,好像放下心頭重擔,腦海間不期然浮現出一片鳶飛魚躍、海闊天空的境界。實事求是,從中土極其豐富的文獻中尋覓先人的踪迹,其中樂趣,筆墨難言,宋濂所說『以中自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的心情,彷彿有更深刻的領受。春寒料峭,微雨飄拂,遙看對岸,原來是一片重嶂叠翠!卜居此地多年,竟沒有留意。
鄧 國 光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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