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在演繹生活的世界，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這叫做自我中心。自我中心這個詞，也可以被演繹為極偉大的學問，也可以在個人的世界墮落成卑鄙無恥的解辯。
歷史綿綿不絕，未停止發展的步伐。世界有物質的出現，便開始有歷史。物質消滅，歷史自然結束。這是歷史的本體，李澤厚先生稱之為「歷史本體學」。
本體學不是指物質的自身，是指自覺意識，即每一個人的知覺，一種活生生的感覺。從這感覺開始，歷史才出現它的真面 貌。感覺結束，歷史便結束。一個人昏老了，不能思想，便不能說歷史，歷史對他完全沒有意義。講歷史自然從有自覺的一刻講，直至自覺消失，良知泯滅。這時 候，歷史也可以講，也可以大論特論，亦可以口述空論，可以隨便歪曲、抹煞、隱瞞，於是出現了一種學問，專門處理這種失去了良知所講的歷史，稱之為「史 學」。
「史學」不是處理本體的歷史，本體的歷史不需要任何人處理，要處理的是失去了良知的偽歷史。有良知的史學家，復原偽的歷史為真的歷史，把良心放回歷史的本體，這就是余英時先生的史學。
司馬遷的《太史公書》，是法官判刑的法典，中國正史之首便是《太史公書》，《太史公書》後來被訛稱為《史記》，抹去 了「太史公」這個專號，於是墮落，以後的國史，都是美化罪人的歷史，因為沒有阿「公」在。一直到現在，研究歷史，都在研究罪人如何在生活上處心積慮地獲得 種種好處，好人如何委屈而終，企圖從中獲得更多人間世利益的法門與心術。以後的國史，都沒有必要為人間世的不公道說句公道話，而是繼續美化黑暗私心的心術 如何蠶蝕世界的不公道過程。《太史公書》在列傳第一篇便為大好人伯夷和叔齊討公道，不向人討公道，因為人間沒有公道，只向天討公道，說：「倘所謂天道，是 邪？非邪？」善人得惡報，惡人獲得種種意想不到的好處，面對這樣的狀態，一個有良心的歷史學家應該如何面對？能夠面對的便是有良知的歷史，所以說，《太史 公書》是法典，因為他主持公道。
余英時先生也為歷史主持公道，這是余英時先生在學術上的關鍵貢獻。專輯演繹余英時先生一生的治學歷程，把重心放在人事上，美化了余先生，卻醜化了唐君毅先生；把唐君毅先生和余英時先生定性為前進與守舊的對立人物。撰稿人認識水平並不足以了解余先生治學的意義，當然，更 不了解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錢穆先生、唐君毅先生等在承傳歷史「法典」的意義。這足以顯示香港社會對這一批承傳和發揚中國學術的學者，是如何的生疏。
唐先生在香港鞠躬盡瘁，傳道、授業、解惑，至死不休，真正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圖片上的荷花，在今天下午於澳門氹仔花城公園攝的。生命力極頑強，雖然有點霸氣，但在秋殘時節，還盡最後的餘輝顯示本性的純潔。把這朵荷花獻給唐君毅先生在天之靈。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