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紐約時報》發布了一篇學術消息，一對美國夫婦，追蹤最近數年美國專上院校學生的思想取向，發現文科教授的言 論，對學生的社會思想、政治取向和生活價值的影響，極為輕微。在年青人的生活世界裏，大學教授毫不足道。教授對政情的評論，更不能左右大學生對自由民主與 投票的態度。向來以為大學政治學學者會影響政情，原來只是一廂情願的美麗誤會。
這份研究成果，雖不一定視為定論，但給學術史的探索，提供了反思的啟示。例如，過去大家強調胡適、李大釗、魯迅如何 如何導引時代的思潮，視他們的言論為時代的路標，透過有限的典型人物，以偏蓋全，論定證個時代的思潮，把所有「進步」的屬性、貢獻歸功其身上。學界不斷的 重複這樣的話頭，再復見諸電子傳媒，塑造一連串歷史的幻象。猶如這一個路標，顯示不出任何實質的意義，但卻代替了它原來所指示的實質。
這個五四時代的幻象，出於一種不言而喻的假設：老師可以影響大學生，少數的教授可以影響全國知識分子。
從最新的觀察成果對比，這種假設，不免幼稚。
在現實的生活上，影響年青大學生價值取態的因素，家庭和朋輩，遠比教授重要得多。過份強調少數人帶領時代的思潮，很明顯不符合歷史的真象。而且亦會為干預學術的自由，提供重要的借口。
再循五四的幻象說開來，成長於同一時期的蕭公權，無可懷疑，蕭先生是二十世紀影響世界學術的中國學者，在回憶錄中強調他在四川老家的大家庭生活，極為和洽愉快，是他成長的樂土，與巴金所描述的大家庭生活，截然相反。
蕭先生不必說反話。大家庭的生活，不必一定如巴金筆下那麼恐怖，可是，我們現在一提到大家庭，必然從巴金的角度加以想像。〈大紅燈籠高高掛〉以至刻意搧情的家族情仇的電視劇，總刻意誇張大家庭的鬥爭，離不開反叛的主題。
所謂反叛，即輕蔑當下的權威；猶如少年反叛自己的父母、輕篾師長，進而反叛社會，與社會對立，這幾乎是成長過程的必經階段。但經過生活的洗禮，成熟之後，懂得回顧與珍惜；這時候，樹欲靜而風不息，顧望眼前年輕一輩繼續自己昔日放縱的蹤影，經已悔不當初。
今日踏入垂暮之年的長者，昔日何嘗不是反叛的青少年！當我們能夠平靜下來，少一點意氣，少一點偏見，民族才能夠避免一趟又一趟的劫難，歷史不能長期處於青少年的反叛期，否則表明這社會不能成長，甚至進入病態。
學術不斷重復病態的假象，反映敘述者的智能水平，並未超越一般的識見。如果有人想像自己是胡適、傅斯年，一舉主張，大學生便影從雲集，立刻開創時代新風氣。真的非愚即妄。
社會的進步，不在口號。人要走甚麼的路，是自己的決定，不在口號，更無須路標。但學術的構建、歷史的解讀，還離不開最方便的口號！
路標之所以沒有實質的作用，原因是生活在這裡的人，懂得如何走這些路。人具有認識的能力、理性思考的本能，不必任何指示和指引，內心都懂得分別是非善惡，這是生活的實質，是不需要任何外在說明的。
在生活層面體驗良知，稱之為「致良知」，是中國學術的實質。
良知之能夠「致」，無遠弗屆，無微不顯，因為其中極強大的精神原動力，稱之為「意志」。
意志是實在的，一點不迷糊。
身處在五光十色的繁華都會裡，能夠不迷失方向，不是依靠別人的指導和關懷，不是要求別人同情心的施予；假如意志不足，或者缺乏毅力，隨時都會淪沒在光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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